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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载光阴一抔尘土 越南战争结束30周年祭(组图)

归档日期:11-23       文本归类:尖兵排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发生在中南半岛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结束30年了,它留下的不仅仅是惨不忍睹的战争影像———当年那个为是否参军而苦恼不堪的年轻人连任了两届美国总统;当年那张震惊世界的照片“火从天降”中的小女孩已成为联合国亲善大使……越南战争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轨迹。而无论选择沉默抑或呐喊,经历越战的人都不会忘却这场“文明时代”里人类一手造就的灾难。

  2005年3月26日,越南70岁老人NguyenDangThanh在广治省同哈村的一处越战烈士墓地缅怀故人。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结束30年了,但人们永难忘却这场“文明时代”里人类一手造就的灾难。

  1973年4月4日,当地妇女在位于西贡(胡志明市)的军事墓地内祭奠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残酷的战争不仅让普通百姓流离失所,还将人们生活的希望一次次打碎。

  在1968年4月3日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一名美国大兵埋伏在墓地里等待战机。就在这一年,北越军队向南越突然发动了新年攻势,连美国大使馆都受到了攻击。虽然双方伤亡惨重,北越军队也被打退,但这场战役扭转了越南战争形势,因为更多美国人开始怀疑能不能赢得这场战争。

  阮玉春不属于交战任何一方,但残酷的战争让像她这样的“附带牺牲品”流离失所,将她生活的希望一次次打碎。但不论辗转何方,她都不能逃避痛苦。也许只有呐喊,才能让世界听到无数个小人物的声音,这样才能真正抚平战争的创伤。

  今年阮玉春已经年过半百,她出生时,法国刚刚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战败。不过,决定她一生的那些经历发生在反抗美国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也就是越南战争。

  阮玉春并不是越南的女战士。和许多越南南部人一样,她没有站在参与越战的任何一方:美国人、南越政府和军队、北越政府和军队以及越南南部的“国家解放阵线”(即越共)。她代表的是挣扎在生死线上数以百万计的越南人民,他们不关心冲突的任何一方,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活下去。

  但是,不与战争的任何一方结盟并不意味着战争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街道上静静躺着的或者河流中漂浮着的尸体就是战争最确切的证据,这些景象在阮玉春的脑海中至今都挥之不去,当年在她家位于堤岸市(今胡志明市的一部分)的房子后面的小河里就经常漂着这样的尸首。她回忆说:“我总是看见死去的躯体从我们家的房子旁边漂过,肿胀得像气球一样……有时候我还会闻到同样的腐臭气味……不是我的鼻子闻到,它已经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记忆里了。没有办法,你也不知道哪一具尸体是丈夫,哪一具是女儿,那一具是父亲,那只是从你房子旁漂过的尸体而已。”

  阮玉春不知道该支持战争中的哪一边。她的继父根本不关心她,她的母亲由于太爱她而不告诉她残酷的现实,这个10来岁的小姑娘面对战争只有迷惘,“我只是做我认为活下去必须要做的事情。”她的家庭很典型地展示了战争中互相残杀的残酷性。在越南南部,与在美国没有区别的是,战争分隔了家人。阮玉春的一个哥哥在为南越政府军作战的时候死去了,而她的继父是一名越共成员,但是却在南越政府内务部工作。在北越每次发动进攻前,他会在家里储存额外的食物,告诉家人万一袭击发生哪里会是可以躲避的安全地区。他从来不参与战斗,但是他总能在战斗结束后穿越越共、美国人和南越政府的封锁线来探查他的家人是否平安。

  阮玉春的另一名哥哥在继父的策划下前往北越军队为他们作战,不过很快又逃了回来,阮玉春的母亲害怕他曾是北越士兵的身份威胁到其他家人,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南越政府,然后他就没有音讯了。

  被战争的各方包围着,阮玉春没有办法分辨到底谁是敌人或者朋友,也没办法相信任何人。在1968年北越发动的春节进攻中,她很吃惊地发现,邻居中有人穿上了北越的黑色制服在战斗。2年后的1970年,与阮玉春一起工作的一名女工被发现是越共的情报员,她被南越士兵拷打了14个小时,而阮玉春也被牵连,关在旁边的屋子里。当士兵要求阮玉春坦白的时候,她愤怒了:“你们也可以拷打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假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我一定会说给你听。”她被释放了,但是那名女工此后没有了音讯。

  阮玉春和她的家人对于南越政权也并没有偏爱。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让战争赶紧结束。阮玉春总是在想:“到底什么是胜利?有人死了,有人被杀。当人们总是被杀死,就不可能有胜利……拜托,赶紧停战吧,只要停战我就能照顾我的家庭。”

  不识字的阮玉春最初只能从广播中美国官方的声明来理解他们行动的表面价值。表面上,美国是在为阮玉春他们立足之地的南越政权战斗,但是在美国炸弹毁坏了她的家园以后,阮玉春把这些战争机器都视为敌人。

  1968年春节,北越和越共的军队袭击了5个主要城市、100多个地区中心以及50个村庄。当美国军队缓过劲来的时候,他们开始搜捕躲藏在堤岸市的越共成员,阮玉春的家就在这些搜捕中被美国军队毁掉。她回忆说:“战斗发生时,所有的一切都在颤抖,你只能疑惑是谁在向你开火。是美国人或者北越军队?他们还烧掉了房子。我们无法想象美国人会这样做,美国人不是说他们是来照顾我们的吗?这是为什么许多邻居参加越共的原因,因为美国人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

  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灰烬,除了身上的衣服,阮玉春和家人一无所有地逃离了家园。局势平静下来的时候,阮玉春与家人回到变成废墟的家,用纸板搭出一个栖身之所。阮玉春的母亲总在夜里清洗家人惟一的衣服,然后在夜风里晾干,他们裸身睡在纸板房里,盖着权充毯子的废报纸。

  这样的生活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几个月后,1968年5月,战火再度波及堤岸市。这一次,阮玉春的母亲决定带着家人逃往相对安全的沿海城市头顿,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美军基地。在头顿,阮玉春在市场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她很快就意识到,在海滩上卖糖并顺手牵羊扒窃美军士兵的钱包是更容易赚钱的工作。但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这些钱还是很难维持一个大家庭的生活。为了养家糊口,14岁的阮玉春变成了妓女,开始在美军军营附近的酒吧里揽客。3年的时间里,她2次怀孕并堕胎。17岁那年,阮玉春终于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爱人———对她关怀备至的南越士兵黄文同。她再次怀孕了,当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黄文同死在了战场上。

  “当他们告诉我黄文同的死讯时,我感到孩子在肚子里踢我,我必须要活下去,为我的孩子活下去……我没时间自怜自伤,在我的故乡,成千上万的女人经受住了同样痛苦。我不是孤单的。我也不能哭,我不是惟一受苦的人,哭泣只会让继续前进的人们气馁。”阮玉春把生下的孩子托给亲戚,再度回到酒吧做妓女,她每月挣100美元,是全家10余口人惟一的收入来源。19岁的时候,她再次怀上了美国空军飞行员威廉密特·瓦利的孩子,她不顾所有人的反对,生下了这个孩子。

  战争临近尾声时,阮玉春第二个孩子的父亲威廉密特·瓦利从美国写信来,请求她带着孩子前往美国,但是她的母亲要求把最大的孩子留在越南。1974年,阮玉春带着小儿子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她并不知道,这一走要再过8年才能再见她的大儿子,要再过16年才能再见自己生长的家园。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对于阮玉春来说,痛苦还在延续。

  像阮玉春一样的妇女的经历通常被排除在迅速增加的关于越战的各种书籍之外,因为她们既不是政策制定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兵。但是再度检视越战真正的战场,我们会很清楚地发现,战争的受害者与参与战斗的士兵一样是这场战争的真正亲历者。

  直到今天,阮玉春仍旧摆脱不了战争留下的梦魇。2000年,她再度回到越南,想用口述自己故事的方法试图抚平战争留下的创伤,但是人们对她的经历的敌意和冷漠让痊愈的过程变得远比想象中困难。

  但无论如何,阮玉春希望能被倾听,希望讲述她在战争期间的生活,即使有些部分令她感到耻辱。她想要相信,美国人和越南人能够从战争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些听到她经历的人能够被触动而为和平做出努力,能够坚定地反对战争机器的倾轧。

  历史学家和记者总是声称,妇女的经历不为各种战争文献所记载,是因为她们与战争扯不上关系。但是要懂得越南战争的真正性质,你必须懂得越南妇女的经历。就像阮玉春说的那样:“被战争伤害最深的总是妇女和孩子。我有太多东西想要分享———作为一名妇女、一名母亲,而不是士兵或政客。我们的声音还没有被听到,假如人们给我们机会,我们将帮助阻止战争。“

  越战的困惑,就像父辈们传下来的残酷祭祀,那时美国年轻的一代要么尊崇这个没有希望的信仰,将自己的生命送上祭坛,要么毁坏父辈们并不光荣的神殿。

  1969年11月的一天,英国牛津大学,在一间阴冷潮湿的学者宿舍里,两位年轻人正在争论着什么。他们是来自美国的年轻学者,一位名叫弗兰克·埃勒,另一位则是23岁的比尔·克林顿。

  两人的谈话中充斥着苦恼和焦虑,也没有任何逻辑。因为讨论的内容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紧迫选择,是要参加越战,还是选择逃避。当时,美军在越战中的阵亡人数已经达到了4万人。

  埃勒坚持劝说克林顿和他一起逃避兵役,像很多需要服兵役的美国反战年轻人一样,埃勒不惜辗转欧洲躲避这场战争,但克林顿却有别的考虑。他在反复思量后,给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驻堪萨斯大学尤金·赫尔蒙斯上将写了一封信。在这封长达三页的信中,克林顿解释了他为什么在答应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后又反悔———如果他参加军官训练,将意味着自己服兵役的日期推迟4年。但是克林顿在信中说,他不愿借此故意逃避兵役。

  克林顿在信中写道:他反对征兵制,反对越战,而且“非常同情那些不愿为美国作战、不愿杀人的人”,但是,他不能逃避服兵役。克林顿说:“虽然与自己的信仰相悖,但我会接受美国的兵役制度,这仅仅是因为我要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保持一致。”

  23年后,克林顿参加了199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当有人批评克林顿试图逃避兵役的历史时,正是靠这封及时公开的信挽回了他的政治声誉。当时年仅23岁的克林顿就有这样的政治远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正是这封信定下了克林顿在越战中扮演的角色———一个为战争而痛苦、却无法丢弃责任的温和派。

  这封信被寄出之后,情形有了一些变化。尼克松政府决定减少征兵人数。新的征兵制度在1969年12月实行后,克林顿抽到的签非常靠后,因此得以“幸运地”没有踏上越南战场。

  克林顿最后不仅成为美国总统,还连任两届。但是他在牛津大学的室友埃勒的命运却完全走向另一个轨迹:他在英国以逃兵的身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回到美国希望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然而过了不久,埃勒就在家中饮弹自尽了。

  除了在大选中挽救了克林顿,那封信在现在看来如果有任何重要性的话,还在于它不仅折射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同时反映了一个美国青年人当时普遍的矛盾心态。克林顿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写道,1968年的两件事情让美国的反战情绪更加高涨———一件是“处决越共”的照片被美国媒体曝光,照片拍摄的是南越西贡政府警察在街头处决一名被认为是越共的嫌疑犯。这张照片让更多的美国人质疑战争的正义性,人们看到,美国的盟友和敌人一样残酷无情;另一件则是“新年攻势”,北越军队向南越突然发动了新年攻势,连美国大使馆都受到了攻击。虽然双方伤亡惨重,北越军队也被打退,但这场战役扭转了越南战争形势,因为美国人首次在“电视战争”中看到本国部队即使在自己控制的地方也不能免受袭击。更多美国人开始怀疑能不能赢得这场战争,送更多的美国人上战场是否值得?

  此后的1969年11月,25万美国人走上街头,在华盛顿国会山前高喊反战口号。参加游行的有马丁·路德·金的遗孀克勒特·金,还有众多当时的美国流行乐团和反战人士。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年轻人一批批前往战场。对于当时的年轻一代,每人都面对着越战的困惑。和23岁的克林顿一样,他们无法自己决定什么是正确的选择,也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们。在1969年,人们已经很清楚美国已没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年轻人都知道,即使参军,也意味着加入士气低落的部队,整日抽,逃避和敌军交火。总而言之,在这一年,战争已经完全失去了他们希望的光辉与荣誉。一些人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另一些人选择其他方式来逃避,当然还有人决定继续完成自己的职责。

  正如著名反战人士、资深记者麦克·赫尔在《现代启示录中》中所说:“越战,代替了我们这一代美国人的美好童年。”而历史又常常反复迂回到现在,影响到未来。“越战症状”在美国人的思维中远没有消失。它让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美国人之间的信任发生裂痕。多年来,这两代人之间的争论不断,正如一位越战老兵所说:“对于那些战斗过的人,他们品尝到的自由的滋味是那些被保护的人永远不可能体会到的。”

  越战给美国带来的真正精神创伤,是父辈们的欺骗。1964年,林顿·约翰逊总统上台时,承诺说美国年轻人将永远不需要去亚洲参加战争;到了1968年,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在白宫对军火商人说:“越南是我们宝贵、奇妙的冒险”;而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在1969年决定结束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之后,他们还是让18000名美军士兵白白丢掉了性命。

  越战的困惑,就像父辈们传下来的残酷祭祀,年轻一代要么尊崇这个没有希望的信仰,将自己的生命送上祭坛,要么毁坏父辈们并不光荣的神殿。而当这些年轻人,小布什、克林顿、克里都已经成为掌握权力的一代,在他们的意识中隐约遗留着这样的困惑———权力的掌控者可能也意味着欺骗。越南战争史无前例地验证了所谓的“自由美国精神”背后的谬误,而它的声音至今还在美国政治中回响。在自己的就职演讲上,老布什总统让美国人永远埋葬越战的记忆。但是1991年,他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打破了不向海外派兵的平静,让美国人再次看到了30年前那场痛苦战争的阴影。

  “在疑虑不定的时候,我们选择了致命的袭击方式,但是之后我们才发现,杀死的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不是一次胜利,而是悲剧,开火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1969年2月25日深夜,25岁的鲍勃·克雷和他的6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摸索着进入了一个越南小村落,四周一片漆黑,似乎身处梦魇之地。克雷看不到危险,不知道丛林里隐藏着什么样的敌人,但是他做出了一个选择———扣动扳机。

  三十多年过去了,跻身政坛的克雷仍无法忘记发生在青丰村的那场噩梦:密集的枪声过后,克雷看到他和战友打死的是十几名手无寸铁的贫民,而且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当时,克雷来到越南才一个月,却被任命领导一个“海豹突击队”深入村庄追捕北越军官。他们得到的情报称北越军官将在这个叫青丰的村庄里秘密开会,情报还称这片地区的平民都被赶走了,因此,遇到的任何人都是“敌军”。

  克雷和他们的队员回忆说,那天夜晚,没有月亮,黑暗给了他们掩护,也让他们摸不清对手的情况。突击队队员们乘坐快艇到了青丰村。害怕会有岗哨,克雷的队员们手持匕首,摸索到了村口的几个棚屋边,一声不响地杀死了屋里的人。不一会儿,他们看到几个棚屋亮起了烛光,枪声也一并响起。克雷立即下令所有队员开火。一时间,小小的村落淹没在自动步枪、手榴弹和穿甲火箭炮的枪林弹雨中。几个正要逃跑的身影也没有逃脱追踪而来的密集子弹。几分钟过后,克雷和他的队员们开始清点战场,结果发现所有的死者都是妇女和儿童。克雷说:“到死我都能清楚记得当事的情形———我边走边看,大约有14具妇女和儿童的尸体,很多还是抱在一起……我几乎每天都会回想起那时的情形。如果你感觉到羞耻,就很难再向别人提起它。“

  如果说误杀平民在越战中是常事,但故意杀害平民却是战争罪行。1998年,当克雷准备再度竞选美国总统时,媒体也把聚光灯对准他的过去。哥伦比亚电视台的王牌新闻节目《60分钟》、《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重新挖掘出了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这时,克雷的一位队员杰哈德·克兰站出来说:那天深夜发生的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屠杀。

  克兰说,在开枪前,队员们用匕首杀害的是一家无辜平民:一对老年夫妇,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队员开枪前并没有听到枪声,是克雷下令开枪的。对此,克雷和其他队员坚称,虽然这是一次“暴行”,但同时也是悲剧性的意外。当时的另一位队员也站出来否认克兰的说法。在媒体的疯狂追逐之下,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但是直到现在,人们也不知道哪一方说的是真话。而无论那一夜的真相究竟是怎样,青丰村之战留给克雷的只有痛苦和悔恨。

  克雷因为在越南战场数场战斗中的“英勇作战”获得多枚荣誉勋章,但对于36年前在越南所发生的一切,克雷说,没有任何行为是真正“英勇的”。克雷只对自己的母亲、妻子谈论过青丰村的杀戮。对于媒体,他曾一直不愿再次提起,只是说,那些杀戮是战争迷雾的悲剧后果。当克雷在1992年竞选美国总统时,他并没有大打最有价值的“英雄牌”。在各州拉选票时,每当人们称赞他的英勇行为,克雷表现得非常不自然。他也从没有提到因为在青丰村战斗而获得铜质勋章。据他的伙伴们介绍,克雷并不愿意接受这枚勋章。事实上,克雷本人也认为,颁给他勋章,背后还有政府的政治目的:失去民意支持的尼克松政府需要制造更多的战争英雄。

  2001年,已经从参议员的职位辞职的克雷第一次让人们听到了他怎样评价那场杀戮。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克雷说:“在疑虑不定的时候,我们选择了致命的袭击方式。听到枪声时,我们开火还击,但是之后才发现,杀死的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不是一次胜利,而是悲剧,开火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在越南战场上后来的一次交火中,克雷被手榴弹炸伤了右腿。回到美国后,他接受了截肢手术。康复后第一次走出病房的克雷听到了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二战将士回国时欢迎他们的是整个国家,而从越南战场上回来的士兵却被称作“婴儿杀手”。1971年回到家乡内布拉斯加州后,克雷率先参加了反战运动,之后又借助亲友的帮助从商。1978年,克雷从共和党人转变为人。1982年,克雷竞选内布拉斯加州州长成功。

  1986年,尽管有高达70%的民意支持率,克雷放弃了第二次连任州长的机会,而是前往加州圣芭芭拉大学任教,教授越战历史。他的学生还记得克雷在第一节课结束前说的话:“为了你的祖国去杀戮,比为了祖国牺牲更难。”虽然克雷经常和学生谈到越战中的战术,对自己在越战中的经历却只字不提。

  经历过30多年的沉默后,克雷终于选择讲述自己在越战中的经历。2003年,克雷出版了越战回忆录《当我是一个年轻人》。回忆录围绕着青丰村杀戮展开,对越战的残酷的描写毫不掩盖。因为,克雷希望,“当美国的爱国引擎再次发动时,自己的后代们不要忘记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克雷说,战争完全不是口号、宣传和童年幻想所描述的那样。而对于越战的是与非,克雷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无法赢得那一场战争,因为美国过于关注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就在这本书于2003年初出版发行时,战争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美国军队第二次大举入侵伊拉克,战争的硝烟重又升起。

  她原谅了过去,但是又从未忘记过去,这位曾让世界流泪的小女孩希望自己代表着战争苦难、更是渴望和平的象征。

  虽然越南战争已经结束30年了,可是有一张照片却从未从人们记忆中消失。这张由美联社摄影记者黄功吾在1972年拍摄的照片几乎成了越战的一个标志,它真实而直接地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本性。照片上,一群孩子被从天而降的燃烧弹吓得四处奔跑。中间的那个小女孩一脸惊恐,绝望地哭泣着,赤身裸体地在路上奔跑。在她身后是燃烧弹燃起的熊熊烈焰和黑烟。

  照片中的女孩名叫潘金淑。1963年,她出生在越南西贡以北5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壮庞。她的父亲是南越的一位农民,母亲在村里开了一家面店。家里一共有8个孩子,金淑排行第五。在她的家乡受到炸弹袭击之前,一家人过着还算富足的生活,金淑也曾拥有过一段幸福的童年时光。

  但是,一切都在1972年6月8日那天发生了改变。当时,越共把守着穿越壮庞的1号公路。这条公路是西贡和金边的主要运输通道。为了打开这条通往西贡的公路,美国支持的南越部队已经压境三日,但是越共固若金汤地防守使南越部队一直未能得手。当天,9岁的金淑和家人以及其他村民躲在一座佛塔里,他们以为这个神圣的地方可以庇护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战争时期,再神圣的地方也抵抗不了无情的炸弹。下午两点,前来支援的南越空军在壮庞投下了凝固汽油弹。这种在二战期间开始使用的炸弹威力极大,燃烧时能够产生800℃到1200℃的高温火焰。在金淑和其他孩子从佛塔逃出来的路上,四个汽油弹在他们身边爆炸。她的两个弟弟当场被炸死,落在金淑身后的汽油弹溅出的火花蔓延到了她的背部。她单薄的棉布衣服很快就被火苗吞噬了。她浑身冒烟,散发着热气,背部和左臂的皮肤开始脱落。她一边跑,一边痛苦地喊着“太热了!太热了!救救我!”

  当时22岁的美联社摄影记者黄功吾拍下了这一幕。正是这张赢得第二年普利策奖的照片,改变了这场战争的命运,也改变了金淑的命运。据说,决定将这张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的那位编辑后来得知,他做出的这个决定使越南战争提早结束了6个月,而金淑也因为这张照片成为了见证越战的标志性人物。

  拍下这张照片后,黄功吾用凉水对小金淑进行了冲洗降温,随后把她抬上一辆货车,送到了最近的一家医院。但是当地医生对这种被燃烧弹烧伤的病人根本无能为力。看着身上一半多皮肤受了三度烧伤的金淑,他们摇摇头,走开了。三天后,金淑的母亲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找到了她。至今金淑回忆起那一幕来,都说那是一个奇迹。她的父母把她送到了在西贡的一家美国医院。金淑在这家医院里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治疗过程。最初的几个月里,她一直挣扎在生死边缘。金淑在医院里待了14个月,接受了大大小小17次手术。

  出院后,金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这场灾难,她的左臂已经无法动弹,手也蜷缩得像爪子一样。由于肩膀上移植的皮肤太紧,她连头都无法转动。每次洗澡看见自己身上的疤痕,她都伤心得忍不住哭泣起来。在家里,她得到了母亲悉心的照顾。母亲坚持不断地帮她按摩手臂,直到有一天她的左臂终于又能活动。

  为了实现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金淑进入西贡的一所学校学习医学预备课程,但是她的学业被迫在1984年中断。由于当时的越南政府把她树立成一个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的活标本,她不得不经常离开学校,接受各国记者的采访老师抱怨她上的课太少了,她只得无奈地退了学。

  1986年,她向越南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到巴西继续接受教育。得到政府批准之后,她来到巴西。在哈瓦那,她遇见了一位来自北越的学生裴晖全。虽然金淑的身上仍然留有大片的伤疤,但是裴晖全仍然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她。因为担心金淑敏感的皮肤受到阳光的伤害,他在夜里教她游泳。两人长途步行一起规划一个金淑以前不敢奢望的将来。六年后,他们结为夫妻。婚后,他们来到莫斯科度蜜月。199年10月,在返回古巴的途中,他们趁着飞机停在纽芬兰加油的机会留在了加拿大。

  在离开越南前,潘金淑已经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自己觉得在她的上帝那里找到了信念和希望,并且获得了宽恕的力量。她那颗受到创伤的心灵慢慢得到治愈,她开始能够微笑面对过去,并且期待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1996年11月1日,她应邀到华盛顿参加越战纪念活动。在美国越战纪念碑前,她向上千名越战老兵讲述了她的经历,表达了她对和平的向往。她说:“我不想再谈论那场战争,因为我不能改变历史。我只想让你们记住战争的悲剧为停止世界上的战争和屠杀做一些努力……假使我能和当年投下炸弹的飞行员面对面地对话,我也会告诉他,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我们应该为现在和将来做一些好的事情,促进和平……我只是梦想着,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活在真正的和平中———没有斗争,没有敌意。我们应该为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民建设和平和幸福而一起努力。”

  发言结束后,她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就是那个人。”写这张纸条的人正是当年在壮庞投下凝固汽油弹的一位美军士兵,他叫约翰·普拉默。当年的士兵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名牧师,但是那张照片一直像幽灵一样在他的生活里挥之不去。那天,他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潘金淑的面前,失声痛哭请求她的原谅。面对这位曾给她造成了无尽痛苦的老兵,金淑张开双臂,拥抱了他,嘴里说着:“我宽恕你,我宽恕你。”潘金淑原谅了过去但是又从未忘记过去。在那次纪念活动上,她开始构想为无辜的战争受害者成立一个基金会。1997年潘氏基金会在芝加哥成立。作为一个私人慈善机构,它专门为战争和的受害儿童提供医学和心理救助。也正是在同一年,她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亲善大使多年来,她奔走于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西班牙等各个国家向人们传递和平和宽恕的声音。

  如今潘金淑一家住在加拿大多伦多市附近。虽然她曾经担心自己所受的烧伤将使她无法结婚生子,但是现在的她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疼爱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可爱的儿子。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的那段经历,她说:“有时我会想起那个小女孩。她哭喊着在路上奔跑,不仅仅是战争苦难的形象,更是渴望和平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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